1948年10月1日,随着第一缕阳光洒在上海滩,市民们惊讶地发现,几乎所有报纸的头版上都刊登了一张“诡异”的照片。照片中,一个男子在法庭上笑得十分坦然,而与他对比鲜明的是,周围的国民党警察则个个面容严峻,眼神凶狠。这名男子名叫王孝和,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。当记者按下快门的那一刻,国民党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已经把他押送到了刑场。王孝和被处决的消息传开后,外地报纸,包括香港的媒体纷纷报道,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许多人感到愤怒配资炒股网开,甚至自发组织抗议,要求国民党政府对这一冤屈事件作出回应。
其实,早在9月27日,王孝和的死刑已经被判决。消息一经传开,上海市民纷纷赶赴刑场,只为目睹这位英雄的最后一面。王孝和的妻子忻玉英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,在刑场旁边痛哭失声,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暴行,呼吁他们停止对无辜者的迫害。看到这一幕,围观的群众无不感到愤怒和痛心,许多人自发地高声抗议。在民众强烈的反应下,国民党当局一度推迟了处决时间。但三天后,王孝和依然未能逃脱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,年仅24岁的他英勇就义。
展开剩余86%王孝和的死,虽让人痛心,但也唤起了人们对革命事业的关注。八个月后,上海解放,新中国成立之际,王孝和被追认定为烈士。1949年11月5日,上海各界约1万人在逸园为王孝和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,随后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。虽然王孝和牺牲后的时间并不长,但他的牺牲却深深影响了那些为新中国而奋斗的人们。至今,王孝和的事迹仍然深深感动着每一位中国人。
忻玉英在王孝和牺牲一年多后,逐渐深入了解丈夫为革命事业所作出的巨大牺牲。她开始理解他为什么选择为这个国家、为这个民族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。回忆起她与王孝和的缘分,忻玉英时常感慨,早在她五岁那年,她与王孝和的缘分便悄然开始。
王孝和与忻玉英都来自宁波鄞县,他们的家庭曾是邻居。上世纪30年代,宁波乡下还保留着许多传统的习俗。1933年,王孝和和忻玉英的父母在两家人之间定下了“娃娃亲”,当时王孝和年仅9岁,忻玉英只有5岁。从那以后,忻玉英便留在家中帮母亲织布,而王孝和则去了上海读书。
在那个时代,传统的婚姻习俗依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。按照当地的习惯,当女孩到了15岁时,男方便要送上聘礼,并于16岁时举行婚礼。然而,随着时光流逝,忻玉英渐渐长成一位美丽的姑娘,但王家始终未送来聘礼,也没有任何音讯。忻玉英的父母着急了,但王孝和却听信了上海的一些流言,误以为忻玉英迷信且嗜赌。于是,他特意写信给自己的堂妹,表示自己不愿意接受父母为他安排的婚事。
多年后,忻玉英才得知,王孝和误会了她的家庭状况,才导致双方长时间断了联系。忻家为此忧心忡忡,特别是忻母,看到女儿渐渐年长而未嫁,十分焦虑。最终,在忻玉英19岁时,忻母带她来到上海,并提前与王孝和的母亲商定,次日让两人见面。
这时,忻玉英才知道王孝和已经在上海的一家电厂工作。她记得第一次见面时,王孝和穿着一件土黄色的灯芯绒夹克,显得十分干练。两人从上海的大世界一路走到跑马厅,王孝和问了她许多看似“莫名其妙”的问题:“你信不信佛?平时喜欢什么?乡下的局势如何?”忻玉英坦诚地回答着,自己不信佛,最擅长的是织布,对于局势的了解也不深。
后来,忻玉英才知道,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地下党组织对她的考察,看她是否适合成为一个地下党员的妻子。两人聊得很愉快,王孝和的印象也发生了转变。中午时分,他还带她去了远东饭店吃饭。饭后,他将她送回姑妈家,临别时,他记下了姑妈的电话号码,并开始每天打电话给她。对于一个乡下姑娘来说,电话是个新鲜事物,但王孝和坚持让她接听,“你听多了就会了”。
两个月后,他们结了婚。当时,忻玉英并不知道,王孝和的地下党身份以及他们的婚事已经通过组织批准。婚后,他们在发电厂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,生活十分艰辛,甚至连租房的钱都是从亲戚那里借的。王孝和虽然工资不高,但夫妻俩始终恩爱,尽管日子清贫,却也充满了甜蜜。
“我那么穷,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,欠你的太多了,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。”多年后,忻玉英依然记得丈夫常常对她说的这句话。
然而,婚后的生活并非没有摩擦。王孝和始终劝忻玉英不要急着要孩子,而忻玉英是一个传统的女子,无法理解丈夫的“非传统”想法。两人的长辈也对此十分不满,甚至责骂王孝和不孝。直到后来王孝和被捕,忻玉英才渐渐理解丈夫的苦衷。最终,在家人的压力下,他们的女儿佩琴出生了。
王孝和非常疼爱女儿,每天上班前总要亲吻她一遍。然而,忻玉英从未知道丈夫的真实身份,王孝和也从未透露过与组织有关的任何事情。直到有一天,王孝和突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,家中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。
特务上门后,王孝和不仅拒绝承认自己的地下党身份,还将特务赶出了家门。面对妻子忻玉英的担忧,王孝和知道自己必须坦白一切。“玉英,我做的工作非常危险,随时可能被捕。如果我被捕了,你就把女儿送到乡下母亲那里。如果我出不来,你再找个依靠,重新开始,我不会怪你。”这一番话让忻玉英心碎,她跪下来求丈夫离开上海,暂时躲避风头。
但王孝和坚决拒绝了。他告诉忻玉英:“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事,组织的工作需要我,我不能轻易放弃。”王孝和最终没有离开上海,几天后,他再次被捕,并被关押在威海卫路的国民党警备大队。
这一次,他再也没有回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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